引：“当我们在发展了自己的美德的同时，也不自觉的发展了我们的错误”

庆幸自己抢下中法图的最后一套维柯的《新科学》

史撰：克罗齐通过对维柯《新科学》的研读，决心粉碎“实证主义坚冰”，克罗齐反对历史学家的所谓“客观性”价值，认为如下思想幼稚可笑：似乎事物在述说，而历史学家在洗耳恭听，并记录下它们的声音。克罗齐提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论断，“当生活的发展逐渐需要，死历史就会复活，过去史就会变成现在的。罗马人和希腊人躺在墓穴中，直到文艺复兴欧洲精神重新成熟时，才把他们唤醒”；“因此，现在被我们视为编年史的大部分历史，现在对我们沉默不语的文献，将依次被生活的光辉照耀，将重新开口说话”。

很容易联系起其相似于一位人类天才的观点。先推溯一下上述言论的来源，《历史学的理论和历史》是克罗齐1915年用德文在图宾根首次出版，是其历史理论的奠基力作，日后引起轰动的《作为思想和行动的历史》（即我手头的这本）乃是其续篇。因此，若果从时间顺序这样一个粗浅的浅薄的近乎不值一提的理性逻辑推理的意义上来说，我联想起的那位天才的思想应该是克罗齐的直接思想来源，他生卒年为1844年10月15日－1900年8月25日，是的，弗里德里希.威廉.尼采。

尼采《历史的用途与滥用》的开篇引用了歌德一语“我痛恨一切只是教训我却不能丰富或直接加快我行动的事物”，此为其思考的基调，自然引出了尼采的全文神韵——教训为什么不能“加快”行动，知识为为什么松懈了行动之缰，为什么历史作为昂贵而多余的知识奢侈品，事实上是必须被“痛恨”的。“我们的确需要历史……我们为了生活和行动而需要它，而不是将它作为逃避生活和行动的一条便宜之计，或是为一种自私的生活和一种怯弱或卑鄙的行动开脱。只有历史服务于生活的前提下，我们才服务于历史，但若超出某一定点去评价历史研究，就会使生活受到残害和贬损。”这样的论点，或许就是克罗齐得出生活需要将会 复活历史这样的观点的渊源。              

然而，克罗齐是从维柯的进路痛恨实证主义而来，却和尼采的“我们这个时代某些显著的症结已经要求我们必须用实际经验进行检验”这样大相径庭的路径所产生相同的对于历史哲学的看法，不由得让我不免有所臆测，若非拼贴，便是那样的“宿命”——隐喻“真理”是普适的，通向的道路也是普适的；通俗一点说即，条条大路通罗马，所以罗马本没有路，可以乱走。克罗齐直接“把编年史降低到其实际的记忆功能，把历史提高到对永恒的现在的认识”，于是历史与哲学合而为一，并不互为条件，成为了一态的形式。此乃克罗齐审视布克哈特的基点所在。

相通的东西总是多，只要你愿意，任何一种现代的精神都可以追溯到古代，任何一个学派都可以追溯其学说在古人的著述、演讲、生活中得以面圣（这是可以证明的，也许以后可弄一文专论此）。但这没有意义。如克罗齐和尼采，你可以从两个这骨子里反对对方（哲学思考基点意义上）的人身上发现对历史复活抑或服务于生活有惊人的相似，再如克罗齐，兰克、布克哈特，你都可以说他们相通与反对科学实证的历史主义，但是布克哈特在青年时代就反感于兰克声称的中立、人的软弱性、缺乏艺术家情感等等，而克罗齐对兰克和布克哈特则是更是赤裸裸的批评。在《作为思想和行动的历史》中，兰克和布克哈特同被称为——没有历史问题的历史学。

不要怪罪后现代，还未到致后现代时，早就有了不仅仅只是文人相轻之类的学术无普适标准问题。“布克哈特的古典笔法”一文固然对布克哈特“反感于科学实证的历史主义，倾向于带有主观色彩的文化史研究；不但探求“事实”，更希望追根溯源；不但为了了解过去，理解自己的时代并捍卫古老的精神，更希望以此创造未来；眼界跨越了欧洲大陆的东方与西方，直追古老的希腊和罗马”颇为赞赏，对其秉承普鲁塔克文风称赞有加，然而从哲学的高度审视，他既不是一个描绘真实场景的编年史家，也不是一个塔西陀式的睿智于对历史的洞察力和判断力的人。按克罗齐的说法，布克哈特听了老谢林的哲学讲课后，否定了哲学在世界上的任何作用（按：是之后归向艺术史家的一个前引），他不是由于追求平静的学者形态，由于狂热激情才脱离周围世界及其实际斗争，在1830年后的欧洲政治革命贵族末日景象中，恐惧与憎恨使布克哈特的目光犀利，但也因此想竭力逃离世界，这个已经开始并预告更糟的丑陋世界。他选择历史作为避风港，然而恰恰相反，只有在世界中，、在世界的冲突中，才产生历史的需要。中国大陆目前处于巨大的转型，面临“新罗马”提出的“生存方式要求”，或许是整个学术界崇向远古寻求意义的理由。

克罗齐分析了布克哈特《君士坦丁大帝时代》《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希腊文化》在近代历史中的尴尬地位，因为即使是他的一位欣赏者也认为他“比兰克更少科学性”。布克哈特的历史著作不倾向与“叙述”，而倾向于“画面”，“在他看来伟大人物并不伟大，因为他们履行超个体的历史使命，并因此受到赞誉、真正成为自身、但心理上是自为的”。布克哈特对当代世界进程的悲观主义使其对“近代人”显现包含理性主义、法国大革命及其他的萌芽并不感到高兴，这可是其回去的推力？可是其偏见的开始？以致于使布克哈特挚爱于意大利人民的那种“个人主义”，“部分是由事实中观察得到，部分是想象出的”。前面已经提示，布克哈特不是塔西陀式的洞察力的史家，更不具修西底德式的天才判断力。没有历史问题的历史学，布克哈特在一起身回头时便掉进了尼采怒斥的陷阱。从这个意义上说，秉承普鲁塔克的笔法也许准确，古典笔法的传承可不仅仅是文风的问题了。

林国华先生书扉有引：风格即人。如是矣。